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他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他，请他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他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著有《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等。

　　有人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曾两次见爱因斯坦，蔡元培、邹韬奋、赵元任、徐志摩、何廉、老舍、陈毅……这些只能在课本上见到名字的人，就是他的身边人。

　　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

　　他见证着中国的百年变迁；他这一生，总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前进。

　　他说自己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什么叫两头真呢？

　　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

　　他把民国学人的治学精神带到今天。他是不天真时代的天真老人。

　　又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走了，带走了属于他的时代传奇。

　　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半路出家”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的转变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他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

　　“周老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如是评价道。

　　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不过，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称呼为“汉语拼音之父”不好。张森根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周老曾多次对他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曾提到，“舅舅觉得，汉语拼音很早就出现苗头，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他不希望这样。舅舅有很多机会可以有名有利，但他从来不追求这个”。

　　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载入史册 百岁之后仍出版三著作

　　周先生对于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有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推广共同语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他还说：“‘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周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普及现代共同语，学校、公共场所和集体活动一律说共同语，实行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言”制度。他认为，“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凡是认真工业化的国家都以普及共同语作为建国大事。” 周先生还提出普通话普及的标准，即“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等等。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先生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关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一直进行着广泛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和比较文字学方面成就卓著。周有光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对我们实施国家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拼音字母化”，信息时代应增加“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并且欢迎批评。张森根指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有光先生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周有光并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

　　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1月14日， 周先生去世，享年112岁 。

　　周有光：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

　　来源：《财经》杂志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也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您对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何评价？

周有光：我没看到这个《纲要》，不能评论。你告诉我它的要点是什么吗？

马国川：抱歉，我也说不出有什么要点来。

周有光：它里面有没有讲学术自由？

马国川：没有讲，但是提到大学要“去行政化”。

周有光：这话不通啊。大学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大学房子要维修，校园要做清洁工作，这是行政工作。官僚化跟行政是两码事，大学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所以“去行政化”是错误的，要“去官僚化”才对。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有光：对啊。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周有光：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可是，今天俄罗斯的统治集团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统治集团要建立一个强国，知识分子就讲知识、讲学问、讲真理。这是两码事。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把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截然分开，这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识来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什么叫实证呢？实证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人写文章说，这句话是胡适讲出来的。

马国川：这句话出自《胡适自传》，原话是，“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数字之差。

周有光：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苏联的垮台证明，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的误区，我们跟着新苏联“一边倒”，也跟着“倒”进误区里面去了。要恢复社会科学的本来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写得很好。民主不是一个简单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现在民主最新的东西有八个字：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若干年前俄罗斯选举，国际观察员都拒绝去观察，为什么，他们已经了解俄罗斯选举是假的。

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今天我们要重新建设中国，从五四开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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