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旧东西不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所留对象蕴含的记忆当然也不会全然尽是美好。多年以后审视摩挲旧物对我来说，往往意味着自己与人生某些部分的和解与释然。

　　——李宗盛

　　很多人都有“旧物”情节，它可以是一条内裤、一把掉了磁的杯子、一页写满了字的纸......

　　旧物中有故人的脸、岁月的惊喜与不期而遇.，旧物中藏有自己生命的逻辑。.....有本名为《珍物》的书，我们从中摘了李宗盛、舞蹈创作家林怀民以及建筑师、策展人李翔宁的口述。

《珍物》封面

　　“珍物？那多了去啦…… ”

　　李宗盛这样说自己收藏的旧物：“女儿的乳牙、口水巾。热恋时情人传真来的思念信，生日时送的一双胶鞋。”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的笔。

李宗盛的珍物

笔：它的特点与我先天斟酌、迟疑反复的心性相互作用，构成了创作中很重要的部分

　　李宗盛的“珍物”——笔，他说，这是在琴之外，他创作的另一个灵魂。

　　我一直是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十几年的学龄生涯其实只是一个不断被告知不会有出息的过程。

　　可想而知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不合标准答案，是错的，是会被老师体罚的。

　　往往当手上握着一支笔的时候，潜意识里意味着将要面对的是挫败和指责。

　　应该是这样的原因，使得我对执笔书写这件事从来就是退怯，无自信。

　　所以我放弃笔，拿起琴。

　　而生命之吊诡在于我选择了怀抱琴。

　　琴又指使我拾起了笔。

　　幸好这一回合我略占上风。

　　我极少匆匆地写下什么。在坐下来之前，我会磨蹭半天。缓下来。然后洗脸洗手。

　　我写字极慢同时稍嫌太用力。以至于有时能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

　　另外我也特别地依赖、迷恋 0 . 5HB 的铅笔芯辗转于纸张的感觉。

　　那种粗糙、迟钝、确实的接触，好像要把写的每一个字都种在纸上一般。

　　这些个物质的特点与我先天斟酌、迟疑反复的心性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创作中很重要的部分。

　　过程当然总是煎熬。

　　李宗盛

　　纸通常是无辜的，于是该负责的只剩我与笔。

　　心满意足如释重负时将它捧在掌心，再多的赞美也不算浮夸。

　　兜兜转转思绪阻滞时将它重重摔下，让它与我一起同受惩罚。

　　每当一首歌词侥幸完成，伴随着的往往是花花的晨光，浮肿的脚与我一段感恩的祷告。

　　现在回想起来，写歌创作对当时二十出头想尽办法避免回家送瓦斯的我来说，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种仪式。

　　在体力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之后，一把琴与一支笔让我不再是瓦斯行的工人。

　　琴与笔是我在创作的这个仪式中启动另一个灵魂，经营另一个身份，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法器。

　　这支笔对于我。

　　就好比超人得装上最后一个神奇特殊的零件之后才可以大显神通一样。

　　（撰文/摄影：李宗盛）

　　因为怕弄丢了。如今我已经极少带着它出门。

舞蹈创作家林怀民的珍物

母亲手抄《心经》：日日端详，如见母亲。

　　林怀民母亲的手抄《心经》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耕读的林家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她爱花，爱树，爱音乐；种兰花，用做菜剩下的蛋白把每片叶子擦得晶亮。

　　把每件事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一九五〇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除非与父亲出席正式场合，官夫人总以公交车代步。

　　林怀民，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1947 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 岁开始发表小说，22 岁出版《蝉》，1973 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云门在台湾演遍城乡，屡屡造成轰动，并经常出国作职业性演出，获得佳评无数。

　　母亲健康开朗，好体质之外，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进荣民总医院翌日，母亲起大早，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急行。每天沿着磺溪走四十五分钟，风雨无阻，即使出国旅行也不中断。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口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

　　母亲跟龙局长是“有交情”的：看到报纸刊登龙应台被议员无理攻击竟而掩面的大照片，母亲十分愤慨，要我向她致意。我说：“你自己写信给她啊。”母亲说她中文不好，怕写得不得体。

　　过阵子，龙应台对我说，她收到了母亲鼓励的信函。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抱歉，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丛，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二〇〇一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参加。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大陆，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

　　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出来，母亲不自觉。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抱歉，说给大家添加麻烦。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复健，用三周的时间恢复行走能力。

　　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则，肿瘤无法控制，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挫败，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原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了一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叫念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四到六个月，母亲却撑持了二十二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面对病痛和死亡。

　　一次下腔主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偶尔闪现眼角的泪珠，泄漏了她的苦楚。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着读报， 读书， 读着读着， 歪头睡着了。二〇〇四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

　　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用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

　　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由被褥伸出来，在空中抖颤划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毕回家，总先检视案上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则，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裱框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

建筑学家、策展人李翔宁的珍物

MIT 学者访问证：在 MIT，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建筑学家李翔宁的珍物：MIT 访问学者的证

　　这是我二〇〇六年到 MIT 当访问学者的证件。MIT 是美国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最权威之地，也是建筑历史理论博士专业的发源地。我觉得自己去对了地方。

　　有几个感触是非常深的。建筑学院的学费比其他学院贵，毕业工资却很低，而像肯尼迪学院、哈佛管理学院、MIT 的经济学，一出来，年薪十几万美元。读建筑性价比比较低。所以真正来读的人，都是怀着理想和抱负，愿意从事这样一件自己真心喜爱的事，而不是把它作为挣钱的工具。

　　李翔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美国的这些名校学生比我们的学生要用功得多。MIT 有很多学生，可以连续一个礼拜都不回宿舍，晚上就在教室里打个地铺，校内还因此发起“反体臭运动”。他们读书非常拼命。

　　有一门博士生的理论课，我当时是很震撼的：大家坐在一起，每个人选一个当代最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述。在国内这些学术大师，像弗兰滕、利弗· 巴洛、塔夫里，这些人都是神，他们的东西像《圣经》一样，如觉得不对，一定是我理解错了而不是他错。

　　但那些博士生大部分都持了批判的态度。国内很缺乏这种质疑和挑战精神。其实像哲学和文化的东西，很难分高下，没有绝对的标准，需要你自己判断。也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必然有一个适用的时段，它的提出必然是特地针对某一种现象的。

　　更重要的，是建立这样一种理论视野，知道理论与理论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怎样导向另一个主义，而不是抱定某一个主义，抱定某一个大师，将他崇拜成偶像。

　　这种学术态度的缺失，也是今天我们的建筑设计和实践会止步不前的一个原因。如果没有思想的观照，没有对实践的反思，你的实践永远不可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或者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

　　除了本校课程，还可以去听哈佛的历史理论课。这样两个课加在一起，美国东海岸这些主要的理论家和建筑师就都有机会了解了。这点是我最大的收获。我之前只是从事建筑历史理论的研究，到 MIT 后，对评论和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就决定转向建筑理论。建立起了学术的圈子是更直接的收益。

　　回国后，有人在系里的网站上看到了我一门课的课程材料，就约我写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章。加拿大建筑中心觉得我这个题目跟他们关注的内容非常相像，就请我去讲座。

　　一个好的学校，不光是教授知识，尤其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导师和学校的学术平台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接触到更广阔天地的机会。

　　人生很奇怪。我本科毕业后，其实就被港大的硕士课程录取了，亚洲发展银行还给了我全奖的奖学金，本来应该就去了，但因为那年是一九九六年，马上就回归了，大家都不太清楚回归后会怎样，包括教育部也有恐慌，结果就是政策上不允许，那一年就没有放人去香港读研究生。

　　也算是改变了人生。如果当年去了，现在我估计就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个建筑师，当然也挺好的，但是就不会像留在同济后对西方的理论产生兴趣，也就不会去美国了。

　　MIT 是唯一一所敢说「我们从不授名誉学位」的学校。在 MIT，李翔宁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以上文章语句，部分来自《珍物》

《生活月刊》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